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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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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级工业品的社会化生产已经在城市里将原有的手工业摧毁殆尽，漳州民变就是典型的例子。通过多种政策压制危机的朱翊钧明白——新生的资本亟待扩大市场。
不管皇帝愿不愿意，资本的触角将向乡村延伸，吸纳新的劳动力的同时扩大消费市场，但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无法提供这些的。因为这需要大幅度提高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民的消费水平。
涉及到如此宏观的经济政策调整，不由得后世的小处长有如履薄冰之感。但后世中国有一个现成的经验，朱翊钧可以直接抄袭——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。这种“一力降十会”式的资本定向漫灌政策，将极快的催生城市，并立竿见影的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。
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海量的资金，但资本不可能主动掏出来。由此引出了朱翊钧进行税改的第二个动机——增加税收，以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。
第三个动机就是解决土地兼并问题。朱翊钧将税改和“口粮田”放在一起，要的是二者之间的互相促进作用。因为基础设施建设除了需要资金，还需要土地。没有土地基础的设施建设代价极其高昂，具体参见加州高铁项目——朱翊钧学过的。
以养心殿君臣交锋引发的第二次万历大变法由是发端。整个顶层设计是极其宏大的——朱翊钧拟在全国发起大讨论，并广泛的汇聚民意。张四维的书房谈话，不过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。
这个顶层设计的实现还有一个十分必要的前提，就是皇帝对全国经济具有绝对的掌控力。在大变法之前，大明没有成规模的工商业联合体，掌控力不成问题，但没有实现这个顶层设计的条件；大变法之后，崭新的利益集团已经大量诞生——带着大量封建行会残余的大商帮就是鲜明的例证。
因此，朱翊钧不能容忍合盛元——这个晋商银行脱离掌控之外。与内阁总理大臣的交锋不是他对利益斤斤计较，而是不允许金融业脱离皇帝的掌控之外。
接近后世金融运行模式的银行业在朱翊钧的拔苗助长下已经诞生。不同于没有穿越者指导的金融资本自行探索，朱翊钧首先将金融业带入现代化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工商业的发展，这正是他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极其重要的决定——因为银行业既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，又是一个可以提前催熟的行业，这行业不涉及实业生产，制度上的严密和管理上的成熟只会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