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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述时人之言”,崔述在《论语余说》中对这一解释加以驳斥。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,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。至于《闵子侍侧》一章,不但闵子骞称“子”,而且列在子路、冉有、子贡三人之前,都是难以理解的,以年龄而论,子路最长;以仕宦而论,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。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“子”的尊称呢?合理的推论是,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。

《论语》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,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,其著作年代有先有后。崔述《洙泗信录》断定《论语》的少数篇章的“驳杂”。从词义的运用上可反映出《论语》的著笔先后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、五十年。

《论语》作为儒家经典,其内容博大精深,包罗万象,《论语》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:伦理道德范畴——仁,社会**范畴——礼,认识方法范畴——中庸。仁,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,这种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,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“仁”。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,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仁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,进而明确“中庸”的系统方法原则。“仁”是《论语》的思想核心。

《论语》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则。孔子因材施教,对于不同的对象,考虑其不同的素质、优点和缺点、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,给予不同的教诲,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。据《颜渊》记载,同是弟子问仁,孔子有不同的回答,答颜渊“克己复礼为仁”(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,有所不为);答仲弓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(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,以欲施做答,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,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,用好心坏心来说,要防止好心办坏事,就要慎施);答司马牛“仁者其言也讱”。颜渊学养高深,故答以“仁”学纲领,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。又如,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个问题,内容完全不同。答子路的是:“又父兄在,如之何其闻斯行之。”因为“由也兼人,故退之”。答冉有的是:“闻斯行之。”因为“求也退,故进之”。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,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。

《论语》多为语录,但都辞约义富,有些语句、篇章形象生动。如《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》不仅篇幅较长,而且注重记述,算得上一篇结构完整的记叙文,人物形象鲜明,思想倾向通过人物表情、动作、对话自然地显露出来,具有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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